評影習寫：略記《香港製造》，兼憶張美君教授

楊焯灃

「其實
所有的孩童
似懂非懂
像你和我
無法參透生死
卻學懂找樂遊玩
在天邊殘缺的一角」
——張美君〈孩童〉

《香港製造》二十年，修復版引起的評論大多聚焦在電影如何預言了今日香港的各種低迷和鬱悶，而的確片中由年輕人角度出發，那種因為不得不面對迷茫而持之甚久的未來而生的殘酷，我們或者很快就發現它會是後人用來概括目下這一代人的結語。然而《香港製造》除了抒發了回歸焦慮、以公屋青年的慘淡再確認當年的未知前景、目下的既定事實外，還有什麼啟示？再讀兩年前辭世的張美君教授所著的 Fruit Chan’s Made in Hong Kong（《陳果的香港製造》，2009年），或者能有所端倪。

（她一定不會喜歡我這樣寫。但我記得的Dr.張總是溫婉動人的，說到開眉處講室裏就有那種細碎的、像星一樣的靈光。如果她那天脾氣不好，便會面色一沉，說話時總是很泄氣，好像遍眼都是一片她無法收拾的狼藉一樣，通常沒多少學生留意到，因為那時他們一定是聊天聊得興高采烈。）

當今人評《香港製造》如何在九七大限的牆腳下思考香港身分問題、邊緣青年猶如「亞細亞的孤兒」的隱喻時，張美君教授早就提出《香港製造》不僅立足本土，同時也向世界開放——「香港製造」本身就是全球文化脈絡流動交匯的產物。她在引言中便指出「殘酷青春」電影由布紐爾（Luis Bunuel）的《被遺忘的人》（Los Olvidados），1950年）、大島渚的《青春殘酷物語》（1960年）到張元《北京雜種》（1993年）和蔡明亮《青少年哪吒》（1992年），講青年的性、死、無家與疏離，儼然一股從晚期資本主義、高度系統化社會腹底噴湧而出的黑暗熔岩，批判嚴苛家長式的社會規條和悶熱不透風的政治制度。張也探討電影挪用、顛覆其他類型電影公式，如何可與法國六十年代情境主義以直接引用改造大眾媒體達至顛覆作用的「異軌」（détournement）手法比較，或者陳果以低成本、低科技、非專業、講求實境的執導手法拍攝《香港製造》，又如何與力圖抗衡全球影業荷李活化的Dogma 95運動契合。

張美君教授的全球視野也自然體現在她在研究電影時的參照體系。和她那一代學人一樣，在「法國理論」引進美國人文學術體制、正值方興未艾的年代，吸收了不少如德里達、福柯和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等理論明星的論述，在討論《香港製造》時總旁及巴赫金的時空體（chronotope）、德里達的幽靈作祟哲學觀、福柯的權力全景觀監視等，也在電影中夢境現實交錯、三名青年在墳場裏追認已死的少女為朋、反覆出現的阿珊自殺景象中身體內在和外部世界混淆所造就的超現實時刻中，頗意外地讀出克莉斯蒂娃論述過的、一種人面對陌生的自己並與「他者」接觸的積極意義，在一部開宗明義探討本土身分的電影中力圖陳述一種打破身分藩籬的大都會國際主義。

（她曾自言是個「悲觀的浪漫主義者」，但我總想，反國教時在專欄寫青年自救、談「希望原則」的Dr.張，其實很願意是個在黑夜裏保持樂觀的人。出於本性又或者因為後來的種種，我發現我難言希望而且也對這類事情褪去不少浪漫期望，便總是很cynical也很自作聰明的，只道一句「世態炎涼，冷暖自知」。或者因此，我從不是Dr.張最親近的學生。）

「香港夢」早已響起喪鐘

但《香港製造》顯然是一部談香港景况的作品，而張美君教授也深信「全球」的意義正在於它不止是舶來品，而同時是本土的一部分。《香港製造》承接和批判了當時蔚成潮流的「古惑仔」電影系列，拒絕拾武俠、殺手類型電影的牙慧來把地下秩序英雄或浪漫化，也以Anthony Vidler的建築理論和香港公屋歷史疏理，點出公屋空間掩埋的險惡和敵意，駁斥「獅子山下」神話中公屋鄰舍溫情脈脈、貧苦大眾情同手足的美好形象。或者再進一步的話，我們會看到，《香港製造》暴露的是香港公共房屋承繼自柯比意（Le Corbusier）的那種幾何理性、大眾化規劃的社會管理哲學，與它在民眾間挑起的繁榮企理核心家庭、勤儉「香港仔」式社會流動願望，最後淪為酸腐發臭的噩夢：一切就發生在借豉油的師奶選擇漠視屋外劈友場面然後發現追斬同邨青年的正是自己的兒子。在近年新自由主義公共行政私人化盛行之前，「香港夢」可能早在某個時分響起喪鐘。《香港製造》敘述的，或者正是「普通人」腐敗淪落的故事。

以後來的眼光看張美君教授這本著作，也許會有人抱怨她淡化了這則「香港寓言」的大陸因素。誠然相比起她用《香港製造》談公屋空間、大都會城市身分，她並沒有大篇幅分析片中香港和中國的關係，即使是片中充滿政治深意的毛語錄結尾，張教授也選擇以「差異的冒起」輕輕帶過，讓這幕指向不明朗但仍然開放的未來，隱隱包含族群共和的希望。或者當時，確是無人猜到繼承《香港製造》的會是《十年》、《樹大招風》。

獨立電影並不完全「獨立」

但也許張教授對當今更重要的信息，是她如何看待陳果的獨立電影拍攝——如果「獨立」還是一個時興的詞彙的話。張指出「獨立」電影的製造思想上追求個人真摯和對抗主流霸權，力量之大甚至足以產生一個「想像的共同體」，但實際執行上卻往往是一種湊合而成的「勉強為之」（making-do）。正如陳果拍攝時也不得不用上他在主流影業得來的資源，獨立電影弔詭之處往往在於它並不完全「獨立」，也不得不生存在它大力鞭撻的龐大體制狹縫之間，提醒我們「自由」從不絕對，但永遠出現在最出其不意之處。也許，在連「希望原則」也站不住腳的今天，這信息仍有相當的價值。

（在她病重的時候我用電郵和她談過一點詩人奧登，他的〈If I could tell you〉。她很喜歡便在電話裏錄了一段由她自己朗讀的。「時光無言但我早告訴過你／時光只知我們付出的代價／如果我能告訴你我就會讓你知道。」後來因着她的病况也因着城裏的事，我寫過那麼一兩首詩，有時她能覆，有時不。後來不覆比較多。然後。（「然後孩子與詩都靜默無言／此生何生」）

那時我總怕自己其實在浪費她可能所剩無幾的時間，現在重讀那些電郵，發現原來，我沒有祝過她康復。

我後來也總是心存戒懼，說話很小心。雖然從不算入室弟子仍很無聊地害怕自己，有辱師門。

如今再讀鄂蘭為奧登寫的悼詞，她寫那凡人所不能知、但「殘酷的詩神」賦予她忠心信徒的，「知道何時該死」的智慧。便很殘酷地想，也許，詩人心性的Dr.張，是有智慧的。）

(原刊《明報》，2017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