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錦鵬「既近且遠、既遠且近」的電影美學

他的電影、我們的城市

關錦鵬的電影,有若其人,有一種不能言喻的親切感。打從他的第一部電影至今,他的每一個故事好像跟我們的城市的命脈不可分割。縱使他恆常地這樣娓娓道來:「既近且遠、既遠且近」,我們卻邊走邊看地跟他的電影渡過了一段起伏跌宕的歲月。本書無意給他的電影事業作什麼總結,因為當下正值香港電影的轉型時期,路仍漫漫,何來總結?但是從評論分析的角度來看,他的近作《長恨歌》(2005) 可被視為香港電影發展和他個人事業的一個里程碑。正如他自己說:「有分必有合。」香港電影源自上海,但四九年以後南來和土生土長的電影人在港締造繁華盛世,上海確是望塵莫及。自八○年代以還,香港電影無論是主題抑或資金都以本地為中心,但到了今天,時移世易,電影《長恨歌》和許多跨境合拍的例子,意味著中港之間的合作更趨緊密已是不爭的事實。因此,此刻我們給他的電影作一些歸納分析,回顧和前瞻,算是為香港電影研究作點滴供獻。

曾經與香港走過九七過渡期的觀眾,一定不會忘記我們那時候的不安,矛盾地與經濟奇蹟的神話並存於吊詭的時空中;那時候,還有政制發展、文化身份政治、性別取向的爭辯、中港融合及隔閡的反思等問題充斥著香港的文化空間,眾聲喧嘩。直至經濟神話破滅,再來一個○三重創,我們的第一屆特首跟隕落的彗星在後殖民香港的天際一同消逝,沙士禽流感毒菜諾沃克病毒再加上有美麗名字的孔雀石綠,打開疾病、全球化和城市疏離的糾葛密碼。危機有否蛻變為契機就不得而知,我們的城市卻並沒有像白流蘇和范柳原一樣淪陷,我們也因此沒有選擇地繼續幹活。香港電影人亦與我們同坐一船,那些像關錦鵬一般自稱「什麼也不懂幹只懂拍電影」的人(註一),從繁華盛世到減產凋零的今天,不斷在電影工業中繼續幹活,並在這轉型時期尋找路向。他的電影以不同的形式、手法和故事去回應、重組和篩選這些歷史事件,以「既近且遠、既遠且近」的美學原則,塑造了許多不朽和豐富的文化影像。與其說他的電影「反映」香港社會的變遷,不如說他以說書人的身份不斷為這個沒有淪陷的南方小城編織傳奇。如果他的電影有若鏡子,恐怕那面鏡並不反照出「現實」,卻在「既近且遠、既遠且近」的吊詭關係中創造「現實」。電影文本並非純粹的鏡花水月,這「現實」透過文本和影像進入我們的生活,擾亂我們的思緒,影響我們的取向。

幹活的藝術、在藝術中幹活

眾所週知,早在上世紀初,俄國形式主義文評家 (Russian formalists) 已稱上述這種現實與文本之間的距離為「陌生化」手法 (defamiliarization) 的藝術成果(註二)。事實上,在這世界中,又有什麼藝術作品沒有經過「陌生化」的過程呢?關錦鵬所談到的吊詭距離又有何特別之處?這問題可以從他作為創作者和電影工業人的雙重身份來分析。

關錦鵬曾提及他與侯孝賢討論小津安二郎的作品,侯孝賢認為做導演就要做到小津那種「既近且遠、既遠且近」的境界,既懂得貼近,把自己的經驗放進去;又同時保持距離,站得遠一點,抽離一點,這種哲學對關錦鵬有莫大的發。但他與二人又不盡相同,皆因香港電影在八、九○年代的生態環境仍以商業主導,關錦鵬也因此是個徹頭徹尾在電影工業中幹活的人,自從在八○年代初當助導開始,他的作品有著眾人認同的商業元素,卻同時多了一份商業電影人少有的文人風範。我們可以說,懂得在商業和娛樂的範疇中注入獨立自主的個人精神,在工業中保持適度的距離,確是對「既近且遠、既遠且近」這境界的一種實踐和詮釋。那是一種幹活的藝術,亦是一種以藝術幹活的技倆。

他偏愛文藝片種,並且鍥而不捨地縷述城市人的故事,卻從來不肯妥協地加入胡鬧的喜劇元素,使他的城市文藝變成「有香港特色的都市喜劇」,我時常覺得,這樣的人理應老早在商業運作下被淘汰。還記得他為了《胭胭扣》(1988) 中阿楚 (朱寶意飾) 的一句關於三○年代胸圍的輕蔑對白而感到尷尬,他又曾笑言無法想像自己如何能創造飛天遁地的武俠影像,我們也未曾看過他拍的警匪動作片。他酷愛以人的愛慾關係為題,故事常以人物為主,這一點確實帶有侯孝賢和小津的影子,雖然人物性格執著頑固,但沒有一個是西方典型的史詩式人物,或是港產動作片中的超級英雄,卻多是未能改變時代命脈的小人物,在時不我與的傷感中悄悄消逝。他鏡頭下的世界亦有這兩位導演的寧靜風格,但又像他們的作品一般,教人在平靜中感到時代改變所帶來的躁動不安,從個人的經驗到廣闊的歷史視野,從本土到上海、台北、紐約和北京,印證了香港這全球化城市的「危」與「機」。

更有趣的是,他的電影多了侯孝賢和小津所沒有的幾分情色和墮落、自戀和萎靡;電影文本內越軌的女相男色,既與主流論述分歧,又同時贏得商業主流電影人的垂青,認定他的電影未必沒有商業價值,畢竟在電影市場中,觀眾的口味並非單一,縱使有時票房失利,藝術性仍有其市場效應和利用價值,其中的一個例子便是王晶監製的《愈快樂愈墮落》 (1998)。因關錦鵬擅長拍女性電影,以及很懂表達人際愛慾關係的細膩矛盾,王晶特別請他替邱淑貞度身訂造在影片中的角色。眾所週知,這片子可謂他繼《男生女相》(1996) 和《念你如昔》(1997) 坦然宣佈出櫃以後的第一部關於非異性戀的作品。吊詭地,他對情色慾望的掌握成為老闆眼中的「商機」,同時也在主流空間中響起同性戀論述的「噪音」,加上九七過渡在電影中的背景,到了今天這片子仍為不少論者津津樂道,透過電影中多重和流動的慾望景觀闡述情色與政治的密切關係,本書亦有多篇文章論及此課題。記得在電影結束的一刻,當觀眾凝望著劇中人在青馬大橋上驅車駛往無法可知的未來,耳邊響起黃耀明的<暗湧>時,他們對愛情、性取向和政治前途的思緒是何其複雜,那些聯想又豈是一般「王晶加邱淑貞」的三級製作所能引發?

個人故事、集體記憶

如果關錦鵬懂得幹活的藝術,在一個時刻淹沒我們個人特質的工業體系中,不斷展示他以藝術幹活的技倆,那麼觀眾與他最接近的時刻便是他述說自己故事的當兒。在香港眾多的電影人中,只有關錦鵬和許鞍華二人,與喜愛他們電影的觀眾那麼接近,因為他們除了在自己的電影創作內注入自己的經驗和故事,還各自拍了一個自傳式的紀錄片,無獨有偶,二人均在九七前後發表(註三)。影評人兼獨立電影人張偉雄曾把許鞍華與崔允信合拍的《去日苦多》和關錦鵬的《念你如昔》放在1998年的獨立錄像非劇情片的組別中,他的分類讓我們看見兩位工業電影人的獨立精神(註四),這精神也就是我前面所說的文人風範。我曾跟朋友笑說,有了這兩齣片子,我們便不必用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去拆解他們潛意識裡的慾望,因為他們是如此坦率,沒有躲藏在角色背後,或者以墨鏡遮掩會出賣他們的靈魂之窗。當然這兩齣片子的寶貴之處並不在於顯示弗洛依德是否失勢,皆因它們分別道出兩位電影人的香港故事,而且瀰漫著一種追趕時間終結的焦急情緒,這當然與九七過渡如何象徵一個時代的終結有關。他們跟許多香港人一樣深信:我們消失的城市必須從我們個別的故事中再現,而再現重組這些故事又必須加一把勁,懷著時日無多的心情與死亡競賽。關錦鵬曾在一個訪問中說出他從許鞍華那裡得到這方面的啟發,許鞍華曾這樣跟他說:「阿關,你要記住,拍任何一部電影你都要當它是你的最後一部電影,以後你就沒得拍了,這樣你的所有能量才能釋放出來。」(註五)這種固然是完美主義者堅持到底的信念,但我相信那種溢於言表的危機意識著實是勁力的來源。

《去日苦多》和《念你如昔》雖是自傳,卻又並不純粹是個人的故事。許鞍華在述說自己成長的歷程時,同時請來當年香港大學的同學,當中不乏社會的知名人仕,有吳藹儀、詹德隆、陸人龍等人,嘗試以回憶分享結合知識分子的觀點,有抒情亦有論政,同時含蓄地喚起個人承擔的需要,叫人看見個人歷史與香港前途不可分離。關錦鵬在縷述個人與大歷史的關係時與《去日苦多》的方向相似,一句引自《帝女花》的名句:「不認不認還需認」,便把他個人的性傾向與文化身份扣連起來,在回歸過渡的文化空間曾帶來極大的震盪;但《念你如昔》的風格和說故事的手法則迥異,關錦鵬的自傳多番從情感出發,以旁白的形式,坦率地憶念逝去的父親和消失的城市空間,不斷向那叫他又愛又恨的香港表白真情。當螢幕上記錄了年邁母親當下的日常生活時,他沒有吞吐地透過影像吟誦:「念你如昔。」他像自己電影中的人物一般,情感細水長流,毫無矯飾,有種不能言喻的戀舊情操。這兩位文人導演給我們看見在驟變的空間裡,個人故事在「既近且遠、既遠且近」的吊詭距離中喚起眾人無限的共鳴,他與她的故事透過光影,成為我們的集體記憶。

「既近且遠、既遠且近」的三組經歷

自《女人心》(1985) 到今天,關錦鵬的電影呈現三個重要的主題,本書的論文部份正正就這些課題加以詳細分析。這三個重要的主題尤如見證了他個人與香港之間三組「既近且遠、既遠且近」的經歷,但這些經歷卻不能純粹以時期劃分,畢竟二十年的光陰是匆促的歲月,現實又是多重和複雜的,文本內呈現的意義亦因而並非單一或互不相干。我並不反對許多論者把他的電影分為出櫃前後的兩大時期,《男生女相》和《念你如昔》的出現就是分水嶺,因為這種分類給我們很大的方便,我們至少可以整理一下他電影中男女形像的轉變帶來不一樣的慾望觀照。但若這種以階段分類的觀點叫我們忽視了電影中多重的意義,我寧可以三大相關的主題來看他的電影,並且相信文本內的影像不必與創作者的個人歷史作機械式的配對。

第一組主題集中在家國論述以外尋求另類思考,適逢回歸過渡期的震盪,無論是他前期的作品如《胭脂扣》、《人在紐約》(1990) 和《阮玲玉》(1992),抑或是後來的《紅玫瑰白玫瑰》(1994) 和《愈快樂愈墮落》,都透過漂泊不安的情感,在時空錯置的邊緣地帶,企圖脫離「民族電影」的格局和模式,有些作品甚至以我所謂的「鬼魅時序」來縷述這另類歷史觀(註六)。無論身處八○代的香港或紐約、抑或是三○年代的香港石塘咀或舊上海,他的人物都有飛越家國烏托邦的想像:人若然不願苟且偷生,不如引吭高歌 (《人在紐約》),或者拂袖而去 (《阮玲玉》和《胭脂扣》)。

第二組課題承接這種邊緣論述的思考,但重點轉移到電影中呈現的城市文化。家國雖然並非眾人安身立命的居所,但我們置身的城市又只是稍縱即逝的空間,或是角色疏離的舞台,前者以《胭脂扣》為代表作,後者則在早期的《地下情》(1986) 和後來的《有時跳舞》(2000) 可見一斑。城市人毫無選擇地在懷舊和愛慾追求中找到簡樸的烏托邦想像,冀望打破隔膜,但死亡的宿命卻又如影隨形,我們只得在「不會老去」的城市文本中找到生生不息的可能。這些命題不單在上述的電影看到,在他較近期的作品如《藍宇》(2001) 和《長恨歌》當中,消失的城市仍是關錦鵬恒常關懷的現實狀況,只是他所體驗的,已由土生土長的香港遷移到急劇變臉的北京和上海。

第三組主題環繞慾望情色的酷兒論述,我認為這課題與上述兩組主題相關,並不局限於後期的《愈快樂愈墮落》和《藍宇》。關錦鵬電影中的愛慾關係,無論是異性戀、同性愛、抑或自戀情結,都與城市經驗和文化身份政治不可分離。這當然不是說身體政治和性取向的論述必須附屬於社會政治議題,相反地如能拆解箇中關係,慾望的景觀便更見清晰。他的電影給我看見越軌的慾望、沉溺的自戀,和有違主流傳統的道德行為都在城市空間中孕育流動,慾望光影在家國以外的邊緣地帶浮動,與宿命對抗,與中心對話。

結語:Ich weiss jetzt was kein Engel weiss!

著名影評人雷恩 (Tony Rayns) 在本書中稱關錦鵬為「落入凡間的天使」,我想這是最精采不過的形容詞。他一語道破本文所談的夾縫處境,而這種處境與關錦鵬的遠近美學有著微妙的關係,呈現他的人生哲學與個人選取。認識關錦鵬的人也許未曾聽過他自怨自艾的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卻多番見他瀟灑地自命花落風流,酷似溫達斯 (Wim Wenders) 的墮落天使多米爾 (Damiel),在同一穹蒼下,在嚐過作為人的況味後,靜靜的說:「哪有別的天使得悉的比我當下所知的更多?」(I know now what no angel knows. / Ich weiss jetzt was kein Engel weiss.)(註七)關錦鵬的美學觀給我們這樣的示:距離的遠近從來既是客觀又是主觀的問題,我們眾人客觀地從來都只是紅塵中的渺渺一粟,卻又常主觀地盼望自己像落入凡間的天使般,有說不完的故事和發人深省的訊息告知蒼生,因為我們自信所知的比那些未曾墮落的天使更多。

謹以此書獻給那些與我們「既近且遠、既遠且近」的說書天使!


註一:這句話來自《念你如昔》(1997) 關錦鵬的旁白。
註二:參閱 Shklovsky 1965。
註三:關錦鵬的《念你如昔》及許鞍華的《去日苦多》均屬「香港情懷」系列,由台灣的焦雄屏擔任製片人。兩位導演皆以私人的方式紀述九七回歸前對香港的回憶。
註四:見張偉雄 2000:28-29。
註五:見阿秋、阿諾 2003。
註六:見張美君<關錦鵬電影中的上海魅影>,收錄在本書內。
註七:對白來自溫達斯 (Wim Wenders) 的電影作品《柏林蒼穹下》(Wings of Desire,1987)。

(原刊於《關錦鵬的光影記憶》,主編:張美君,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7。)
(轉載於《放映週報》第113期。)